这一新读的关键点，在于小字的句渎。

形上重建的努力正是生活儒学实践性格的体现，是儒家以经世济民而不是客观知识为终极目的传统的延续。可以说，各民族早期的形而上学都是建立在仁爱感情上的，但大多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乃至走到彼岸而忘归，而儒学坚持了道器不二、体用一源的传统，即使在最理性主宰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本源情感的根。

黄玉顺没有把自己的学术定位在形而上学上，而明确其未来发展是要落实到形而下学，并在最近提出了仁——义——礼的结构说（仁爱为正义奠基，正义为礼法奠基）[⑦]，正是其高度实践自觉的体现。干预政治与干预日常生活，是儒学实践化的两个主要方面。黄玉顺在多种场合将这一过程表述为生活——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形而上学的破解和重建是理性的两面性所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建设就意味着生活秩序的重建，礼法的建设。

现象学和后现代所提供的破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世界视域，为儒家形而上学的重建提供了三通一平的环境，同时新建的儒家形而上学也可能因此取得全世界的普适性。先后撰有《饮食男女生活美学》、《人文与管理》等等，其欲以现成儒学干预生活、社会和政治的路向明白无误。毫无例外，我们总能够找到至少一家中文网站愿意不做任何改动地发表文章。

政府求助于暴徒手段对付一些社会批评家。所以如果年长者继续追求自我修养，维持社会的网络，他们或许应该获得额外的政治权力。在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会议上，一个影响很大的西方记者开玩笑说请给我们时间，我们只有几个月的羞辱。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领导人或者提出改变现状的国家宪政改革的具体建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求助于早期儒家思想家以获得外交政策的洞察力。自从《中国新儒家》精装版2008年出版以来，儒家在中国的复兴变得越发强烈了。

如果是改变主要观点或者批评问题，那我就撤回文章。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一直在为大众媒体撰写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我认为在中国背景下具有政治前景并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的儒家价值观和实践。蒋庆还提出在比如四川地震这样的天灾之后重新推行国家支持的儒家丧葬仪式（虽然他允许少数民族按照自己的葬礼埋葬亲人的可能性）。部分原因是，培训拥有儒家道德观的未来领导者能够使他们在管理国家时具有更多道德敏感性。

这样的建议在美国被认真考虑的机会几乎是零，因为那里的宪法体制是固定在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而且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反智主义根深蒂固。儒家的普及我并没有说自己是立场中立的儒家观察家。他们质疑的是西方式竞争性选举作为挑选国家最有权力的领导者的制度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但是现代性也有不利的一面。

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人们追求的基本理想，也应该推动改善这些理想。这样的新闻片段能够激发人们对残疾人的更多同情。

儒家解释也需要实证性研究的证据支持，比如测试照顾上年纪的父母是培养同情心的重要机制（老吾老及人之老）的这个想法就很重要。在西方大报上发表一篇赞扬中国政府某个工作做得好的文章的机会就更小了。

心理学家进行的严格的实验显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认知思维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更容易使用结合上下文的辩证方法解决问题。另外一次，我向一家西方报纸的编辑抱怨说他们的标题使我看起来像中国政府的辩护士，要求他们在未来改动标题时与我商量一下（中国报纸在这方面似乎更开放，愿意与作者协商）。虽然如此，在过去几年里我还是非常幸运地发表了一些文章。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利益上是体制的要求，可以说他们就是要为选民所在的国家服务，而不是为生活在这个政治群体外的外国人服务。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行的可欲的政治理论，那就需要考虑当今中国人的真实想法。自从邓小平30年前打开经济改革的大门后，在各级政府中开展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改革实验，中央政府采纳了成功实验的例子并把它们推广到全国实施。

一家主要的英国左派报纸拒绝了我的一篇批评针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态度的评论文章。为什么不能也尝试贤能政治的制度实验，看看效果如何呢？一旦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基层政府中哪些实验效果好，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尝试时，风险可能就会小一些。

一方面，它显示网络在推动中国的政治辩论的范围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显示印刷媒体在中国仍然具有某些神圣的价值。此后不久，这个编辑选择了另一个令人误解的标题和副标题，一气之下我在自己文章下面发了投诉的评论帖子。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自己的方式存在问题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向他人学习。中国是经济不断壮大的国家，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文化上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儒家教育家则通过给年轻人讲授儒家经典致力于长期的道德转变。但是，帮助儒学走向世界的重大障碍或许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编辑删除了我的评论（虽然评论应该是自由的），并威胁要到法院起诉我诽谤，他说如果我再这样做，他就中断我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关系。中国之外？儒家实际上丰富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实践的可能性如何呢？所有政治理论都应该留下相互丰富完善的可能性。

他们常常为不能报道自己调查的东西而感到沮丧，他们为西方记者提供信息却不能署名。我试图遵循的原则是：如果仅仅是改变表达方式的问题，让批评显得不那么直截了当，没问题，我改。

我基于直觉的想法是他们似乎回避对中国缺乏敌意的政治评论文章。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记者也是这样想的。

考虑到拥有儒学传统的东亚在经济上的成功，儒家思想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式观点开始受到广泛质疑。哲学家求助于儒家伟大思想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观点。

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蒋庆认为，考试能确定后续政治行动的框架和道德词汇，对考试合格者还要进行实际表现的考核。但是儒家在中国的复兴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自由主义社会方式（除了主要在社会关系之外寻求好生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是40多岁50多岁的年轻干部倾向于支持这种努力，时间就在这些人一边。我预测这些趋势可能继续下去，未来的复兴势头可能更强烈。

关于儒家是否应该定为国教的辩论在中国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比方说, 这些解释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共同价值诸如关心弱势群体的基础上。

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不同，西方报纸的编辑很少因政治原因退稿，（有一个例外，我自己的例子，《华尔街杂志》亚洲版拒绝发表我的一篇评论，因为他们反对把性合法化作为国家政策）。上海新建党校(浦东干部学院)的干部自豪地对来访者说，主楼是按儒家学者的书桌样式设计建造的。

社会学家研究了成千上万受到儒家价值观激发的教育实验和社会生活实验。这里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君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